被疑“通俄”，一场针对乌克兰东正教的围剿浮出水面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安东·尼尔曼，翻译/ 薛凯桓】

近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剥夺了乌克兰东正教会（УПЦ）首脑奥努弗里的公民身份。奥努弗里是基辅及全乌克兰大主教，俗名奥列斯特・别列佐夫斯基。乌克兰安全局（СБУ）通报称，此次剥夺是“根据安全局材料”做出的决定。安全局官网信息显示，奥努弗里大主教“于2002年自愿获取俄罗斯联邦国籍”，且未向基辅当局申报。

安全局还指控他与莫斯科主教区（МП）保持联系，“实际延续对侵略政策的支持”，并“蓄意阻碍乌克兰教会从莫斯科主教区获得教规独立”。随后，泽连斯基在向民众讲话时谈及此事。他未提及奥努弗里的姓名，仅表示针对“与俄罗斯相关联的各类人员”，“完全公正的工作仍在推进”。

“拥有政治影响力且持有俄罗斯护照者，在所有层面反对乌克兰独立（包括精神独立）者，任何支持或为侵略行为辩护者，此类人在乌克兰无立足之地，今后也是如此。”泽连斯基称，“我们正做出相应决策，筹备新的制裁措施，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СНБО）将对此类事件进行裁定。”

与此同时，乌克兰东正教会坚称奥努弗里大主教仅持有乌克兰公民护照，从未向他国政府机构申请过其他国籍。教会解释称，其俄罗斯国籍是自动获得的，因为苏联解体时他在俄罗斯注册户籍，并于当地神学院求学。

“苏联解体时，我实际上因拥有俄罗斯永久户籍而成为俄罗斯公民。后来我申领了乌克兰护照，俄罗斯国籍则自动延续，但我从未使用过，也不感兴趣。”奥努弗里大主教曾在2023年解释，“过去十年俄乌关系恶化后，我已放弃俄罗斯国籍，如今没有俄罗斯护照。”

如今，奥努弗里大主教需在乌克兰“依法重新确认身份”。关键问题在于：当局是否允许他继续留乌任职？他是否会步前格鲁吉亚总统萨卡什维利的后尘——后者同样被剥夺国籍并遭驱逐。从泽连斯基的表态看，这种可能性不容忽视。

乌克兰东正教会首脑奥努弗里

分裂与政治手段

自俄乌冲突全面爆发以来，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与乌克兰东正教会关系急剧恶化。

乌克兰东正教会在冲突初期即支持基辅当局及乌军，呼吁信徒为国家祈祷并保卫国土，并在2022年5月27日费奥法尼亚召开的乌克兰东正教会会议上宣布与莫斯科主教区断交。当时乌克兰东正教会还公开反对莫斯科及全俄大主教基里尔对俄乌冲突的立场，并宣告将推行独立自主的政策。

然而，基辅当局顽固地认定，战争及其引发的动荡是彻底重塑乌克兰教会格局的最佳时机。泽连斯基团队在美国拜登民主党政府支持下，开始积极扶持另一宗教组织：乌克兰正教会（ПЦУ），该教会事实上是作为乌克兰东正教会的“死对头”而存在的。

自此之后，当局针对东正教会领导层及神职人员的政治压力骤然加剧，这是为了迫使乌克兰东正教会同意与乌克兰正教会合并，或至少启动教区向乌克兰正教会移交权力的“过渡程序”。但乌克兰东正教会拒绝妥协，此后当局开始以各种手段强行夺取东正教会教堂的所有权。同时，最高拉达通过法律，以乌克兰东正教会可能“附属于”俄罗斯东正教会为由，为在乌克兰全面禁止东正教会铺路。

但这个政策遭遇了重大阻力，主要来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幕僚。美国指责基辅当局侵犯宗教自由，这迫使当局不得不收敛步伐。联合国近期发布的乌克兰人权状况报告也提及，在夺取乌克兰东正教会教堂时，激进团体在警方默许下使用暴力。因此笔者推测，当局针对奥努弗里大主教的决定，可能是对联合国报告的报复回应。

当然，乌克兰当局剥夺奥努弗里大主教国籍的原因有很多，并不仅限于“报复式回应”。剥夺奥努弗里大主教的行为很可能是一种政治施压手段。当局想展示打击“俄罗斯影响”的决心并“保卫主权”。另外，从国内政治的角度看，这样做可以向民众显示当局很强硬，也可能让人们暂时不去关注困难的社会经济问题。

这个事件发生的时间点也非常耐人寻味。奥努弗里大主教一案转移了公众注意力，掩盖了几件对政府不利的新闻：如副总理切尔尼绍夫高达1.2亿格里夫纳的保释金、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一些定居点被俄军攻占，以及美国暂停军事援助等等。

2019年，乌克兰东正教脱离俄教会，图为新当选的乌克兰东正教会首领伊比法尼（右）从君士坦丁堡牧首（左）手中接过独立教令。路透社

但是，这种行动可能会引来国际社会新的质疑，损害基辅当局在宗教自由和民主方面的声誉，最终打击乌克兰的国家形象。

从宗教精神的角度看，即使失去了公民身份，奥努弗里大主教的核心职责：为乌克兰人民祈祷、提供关怀和布道也并不会消失。这种超越政治的精神坚守，能鼓励信徒团结在大主教周围，继续祈祷、互相帮助并服务他人。因为教规建立的精神联系，比护照上的官方印记更牢固。

对于这件事会如何影响乌克兰的宗教格局，人们看法不同。部分乌克兰正教会的支持者，特别是那些追随西方和新教的派系，可能会为奥努弗里失去国籍一事而感到高兴。例如，他们可能想扩大乌克兰正教会的影响力、削弱乌克兰东正教会、让教区更容易转移管辖权、巩固乌克兰正教会作为“国家教会”的地位，并争取更多政府和公众支持。

不过，这些想法可能无法实现：历史经验表明，在宗教问题上强制施压常常起反作用。这主要是因为强制措施会让教众反感，并加剧社会内部的精神冲突。过去几年，乌克兰东正教会的神职人员极少有人因为当局的政治压力而屈服。时间久了，这类行动在国家精神生活上的损害会远超人们的想象。它们不仅加深信徒群体的分裂，也损害国家精神生活的健康，导致教会与其他宗教团体、国家机构以及民众之间的不信任大大增加。信徒容易觉得被政治利用，这反而让解决乌克兰东正教内部深层冲突变得更难。

当局再次对教会施压，这会让乌克兰东正教会的广大教众更疏远国家。当国家机构因为人们的宗教信仰而区别对待时，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会经受严重考验。这种做法带有浓厚的历史遗留色彩，其长远的代价将由乌克兰社会承担。